哲学家科普：福柯 | 懒人收藏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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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字了解福柯和其理论

哲学人物科普

1. 对知识进行考古

福柯的话题感来自很多方面：锃亮的光头、高领的毛衣、犀利的目光，让他的外貌辨识度极高；作为同性恋者，福柯在作品里关注囚犯、精神病人、同性恋这些社会边缘人群，也引起了很多争议；身为七八十年代法国最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，却在 57 岁这个学者的黄金年龄因为艾滋病突然去世，也让他成为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为艾滋病去世的公众人物。

当然，所有这些之所以能成为话题，首先还是因为福柯广博而深刻的思想。

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曾对福柯的思想做过一个精彩的概括，说他是“反历史的历史学家，反人文主义的人文科学家，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”。

从这个评价，你也可以看到福柯思想中的矛盾性和丰富性。

这一讲，我们就顺着这三个标签来感受一下福柯的独特魅力。

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

首先是 “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”。

福柯出生于 1926 年，早年在传统的天主教学校学习，进入大学以后，主要学习哲学和心理学，受到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。他的早期著作，像《疯癫与文明》《临床医学的诞生》，都展现了结构主义的特点。

不过福柯并没有止步于此，很快就从结构主义转向了反结构主义，开始了自己的解构工作。

福柯认为，结构主义力求解析我们的思想、话语和实践，揭示它们背后的结构性机制，这是很有道理的；

但是结构主义的拆分、解析工作不够彻底，因为它预设了我们的思想、话语和实践背后具有某些普遍的结构和规则，这种预设依然是一种现代性残余。

也就是说，结构主义的革命还不够彻底。

福柯要更进一步，抛弃人类思维、话语和实践背后具有系统的、连贯的、统一的结构的预设，承认任何结构都是零散的、偶然的、断裂的。

反历史的历史学家

要理解福柯怎么成了一个 “反历史的历史学家”，我们需要了解他的一个著名概念 “

知识考古学

”。这是他在 1969 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。在这本书里，福柯批判了现代性对于历史的看法，也就是我们第一单元里多次提到的进步主义历史观。

在启蒙思想家看来，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进步过程。那时候的历史学家关注国家史、政治史、民族史、战争史这些宏观的历史，关注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、大人物。

而在福柯看来，20 世纪中期的历史研究中，有两个新趋势挑战了现代主义，为一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，也就是后现代的历史叙事打开了大门。

第一个趋势是，当代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微观历史，比如玉米的历史、黄金的历史等等。

这类作品不再执着于从宏观历史中寻求必然的因果关系，而是考察这些相对微观的事件和要素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。这种微观历史直到今天依然非常流行，比如有人研究棉花的历史、糖的历史、咖啡的历史、病菌的历史等等。

第二个趋势是，当代的历史研究更加关注人类思想的跳跃性变化。

人们发现，人类思想不是从一个阶段合乎逻辑地推进到下一个阶段，而是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。思想是断裂的、偶然爆发的。比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，就不是简单的推进，而是一次彻底的断裂，换成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模式。

两个趋势都拒绝对历史发展做出整体的、统一的、进步的叙事。福柯观察到了这些变化，在他看来，这种新的历史观意味着 “历史要成为一种考古学”。

什么意思？现代的 “历史学” 和福柯的 “考古学” 有什么差别呢？

在福柯看来，历史学总是采取一种自鸣得意的姿态，试图在过去的书籍、条例、规则、习俗中找到某些整体的、系统性的关系，把过去的遗迹解读成支持自己宏大历史观的文献。而考古学不会逼迫过去的遗迹给自己站台，它只是探寻古迹，忠实地记录和理解那些遗留下来的物品。

比如，当货币从贝壳转变成金银，历史学家喜欢说 “这个现象是经济贸易活动扩展的大势所趋”，你看，给出一个整体的、系统的结论；而考古学家不会这么说，他们只会忠实地记录当时的人使用了哪些贝壳、当时金银的纯度如何、物品和货币的交换规则是什么这些具体问题。

福柯关注历史，但他对历史的兴趣又和传统历史学家大相径庭，所以说他是 “反历史的历史学家”。

反人文主义的人文科学家

那么，福柯作为 “反人文主义的人文科学家” 又体现在哪里呢？

这一点跟他作为 “反历史的历史学家” 是一脉相承的，说的是福柯对学科的理解。

按照现代性的思维方式，历史的发展具有统一的逻辑，学科的发展也有类似的规律。比如，一说到文艺复兴，人们就强调让人摆脱了神的控制，所以 “人文主义” 就成了现代性的关键词。

但是在福柯看来，

不同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偶然性，不是一个 “人文主义” 的标签就能概括的。

接下来，我就结合福柯非常关注的精神病理学，给你说说他的考古学方法是怎么揭示一个学科产生的偶然性的。

精神病理学是一门研究心理疾病以及引发心理疾病的行为的学科。它涉及的对象非常广，包括轻微的幻觉、行为障碍、性反常、精神分裂等，甚至一些犯罪行为也被包括进来。

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所有这些对象最初是如何相互关联、形成一个叫作 “精神病理学” 的学科的呢？福柯认为，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做知识考古，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。

首先，我们要查阅档案和历史资料，了解人们是在什么背景下首次谈论精神错乱、怪癖、痴呆这些状况的。福柯发现，这些问题首先是在家庭或者宗教的背景下被谈论的，之后才进入社会和政治领域，成为公开谈论的话题、公共惩罚的对象，再后来进入医学领域，成为研究和治疗的对象。

其次，我们要了解判定问题，看看哪些机构可以判定精神疾病。福柯发现，历史上有三个机构拥有判定的权力：司法机构在讨论犯罪性质的时候，宗教机构在判定某些人行为不端的时候，还有医院对精神病理现象进行区分、命名和确认的时候。三个机构的运作机制完全不同。

最后，我们还要看到不同的对象是如何相互关联、被放入一个组织系统的，比如精神病在气质上的具体展现、在身体上的定位等。

通过这三个层面的观察，我们会看到：

在漫长的历史上，人们知道疯疯癫癫的人、被魔鬼 “附身” 的人、道德上令人憎恶的人，但并不知道现代意义上的 “精神病人”。说到底，其实并没有“精神病” 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等待着我们研究，而只有那些被我们根据不同的规则、在不同的实践中归为 “精神病” 的东西。

而且，精神病的诊断标准在变化，社会舆论对正常行为的标准在变化，司法对犯罪行为的判定在变化，医院、监狱和教育系统对不正常行为的矫正方法也在变化。因此，“精神病” 这个概念必然在医学、法律、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宗教的影响下不断被重新定义。换句话说，

并不是一个东西现成存在，人们才开始谈论它；情况经常是相反的，人们谈论某个东西才使得它存在。

各种知识，特别是人文领域的知识，其实和精神病理学一样，发展中伴随着很多的偶然，谈不上客观、真实，也没有办法简单的用一个 “人文主义” 的标签来概括。

只有经过细致的知识考古学，我们才能知道它的前世今生，知道它当下的结构是怎么来的。

到这里你就明白，福柯为什么被称为 “反人文主义的人文科学家” 了。

这一讲，我们看到了福柯头上三个有些矛盾的头衔，“反历史的历史学家，反人文主义的人文科学家，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”，也初步领略了福柯思想的批判性、丰富性和矛盾性。

在这一讲的最后，我们再来品味一下福柯对自己工作的精彩概括。在 1981 年的一次访谈里，他说：“我不是个预言家，我只是在到处都是墙的地方打开一扇窗。”

福柯想说，每一套话语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堡垒，人们用不同的话语来标志自己的世界。如果我们毕生都生活在某个堡垒之中，只会用那个体系的话语理解世界，那这个堡垒就成了困住我们的监狱。我们要做的是在堡垒上打开窗户，看到不同的世界。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正是我们打破堡垒、打开窗户的有力工具。

2. 权力是如何运行的？

在上一讲，我们了解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，这种从微观入手的探索方式是福柯的典型方法。这一讲，我们从方法论进入到福柯思想中更具有实质意义，也最让人津津乐道的部分，那就是他对 “权力” 的分析。

对权力的关注，几乎贯穿福柯的所有作品，从早期的《癫狂与文明》，到中期的《规训与惩罚》，再到后期的《性经验史》，福柯一直在各个社会面上观察和分析权力的运作。

规训权力

我们知道，只要有人就会有政治，只要讨论政治就一定会涉及权力。现代政治思想家在讨论权力的时候，通常关注宏观分析，比如权力的来源、权力的正当性、国家权力的功能等等。他们认为，权力有一个共同的本质，或者是国家主权，或者是对暴力的垄断。

然而，对于政治权力具有单一本质的普遍主义看法，福柯提出了质疑。

他指出，权力的形式是不断变化的，特别是在当代社会，并不存在单一的、稳固的权力，相反，传统的国家权力演变出了多种多样的形态。这些新的形态不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地对人进行打压，而是诱导人们主动把自己调整到所谓的 “正常” 和“正确”的状态，从而实现规范人们行动的目的。

福柯认为，规训权力逐渐发展、延伸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。换句话说，权力的主体不再是那个显而易见、高高在上的统治者，而是潜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规训意识。

我们必须换一种微观的视角，才能观察到权力如何遮掩起自己的宏观面貌，静悄悄、同时又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中。

这么说可能有些抽象，接下来，我们就通过两个具体的案例，看看福柯所说的规训权力是如何运行的。

监狱规训

第一个案例是监狱中的惩罚制度。

在《规训与惩罚》这本书里，福柯请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酷刑、流放、死刑这些既方便又便宜的惩罚方式，在现代社会被更繁琐、成本更高的监狱制度代替了呢？

如果按照现代进步主义的观点，我们会认为，这当然是因为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，人们变得更加开化、更加文明，对待犯人更加仁慈，更乐于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然而在福柯看来，如果这么乐观地理解惩罚制度的变化，就大错特错了。

福柯指出，监狱的作用其实并不是监禁犯人，而是训练犯人，让他们变得温顺。监狱的核心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高高竖起的围墙和栅栏，而是密密麻麻的支配着囚犯日常生活的时间表，是每天按固定的时间起床、洗漱、吃饭、工作、上床睡觉。即便偶尔自由放风，也都有狱警的看管和监视。

就规训而言，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比惩罚更有效。监视不仅能防止犯人逃跑，也能让犯人时时刻刻意识到，自己的行为正在被检查，自己的一举一动都透明地暴露在权力的视线之下。

一旦犯人把这种意识内化，就会养成在权威面前恭顺的习惯，按照监狱的规章制度办事，不越雷池一步。他们甚至会像看守审查自己那样，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审查，思考自己是不是严格服从了所有的要求，是不是还有做的不够、可以改进的地方。这样一来，囚犯就从 “被人监禁” 变成了“自愿监禁”。

为了说明规训权力的运作，福柯还提到了全景式监狱的设想。

这个设想来自 18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边沁。在边沁设计的全景式监狱里，一圈牢房中间有一个高耸的警卫塔，每个牢房都面对着警卫塔，在牢房朝向警卫塔的一面有一扇大窗户。这样警卫塔里的人可以透过窗户看到牢房里面的情况，监视犯人的活动，犯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警卫塔。但由于存在精心建造的盲窗，犯人看不到塔里的情况，无法知道他们是不是正在被监视，因而不得不认为自己每时每刻都受到监视，从而每时每刻都注意自己的言行。

这里我们要注意，这种规训权力能够发挥作用，不再依赖直接的、可见的暴力，而是依赖人们心中认为自己可能会被暴力对待的预判，以及对这种预判的恐惧。一旦这种基于预判的恐惧深深植入每个人的内心，并且稳定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身体，暴力本身就可以隐而不显，不用出场就能达成目的。

权力对性的影响

福柯对监狱规训的研究非常有名，不过这种规训只是权力运作的众多形态之一。在晚期著作《性经验史》中，福柯还讨论了在性这个看似最为私密的领域，权力也在发挥作用。

人们通常会用所谓的 “压抑假说” 来理解现代以来的性爱历史。也就是说，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，新教的伦理观让人们把纯粹肉体的快乐当作不道德的事情。因此性被认为只能发生在丈夫和妻子之间，超出这个范围的性行为不仅被禁止，而且被压制。人们不仅努力防止婚外性行为，还努力让婚外性行为变成一种不可言说和不可想象的事情。

福柯不否认性在西方文化里一直是个带有禁忌意味的话题，但他质疑这个 “压抑假说” 的合理性。

福柯指出，17 世纪以来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，关于性的谈论非但没有被禁止，反而还有所增加，只是人们谈论它的方式发生了变化。在过去三个世纪里，“性” 这个词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：

性越来越成为了一种知识的对象。

福柯观察到，自从资产阶级崛起，性就逐渐成了一个需要用理性研究的东西，需要分析、分类并加以统计。进入 18 世纪，为了更好地管理人，人们开始研究人口统计学。公民的性生活成为公众监督的重要内容，出生率、生育率、私生子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变得非常重要。同时，在医学、精神病学、司法这些领域，也出现了对性行为的管制，禁止某些性行为的法律变得更加严格，民众对性的认识也得到了提高。

这时候，性不再是受人嘲讽或者热切追求的东西，不再属于那些头脑简单、充满欲望的人，而是成为我们必须冷静面对和控制的东西。不管是在人口学还是医学、法学里，关于性的讨论都以更加严肃、更加带有知识性的面目出现。

这些知识都为规训性欲望和性行为提供了有效的途径。这种规训方式不像过去的国家权力那样直接排斥、压制和禁止某些性行为，而是用生育、家庭和谐、性健康等观念对欲望进行调节。比如，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医生共同拿着他们的 “研究”，将同性恋说成是一种 “变态”。之后整个社会加入这种 “共谋”，歧视、排斥、打压，甚至消灭同性恋行为。

当然，我们必须得承认，福柯关注同性恋问题，并且揭示权力对同性恋的规训，除了理论层面的考虑之外，也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。

福柯本人是一个同性恋者，他的伴侣名单上充斥着当时法国思想界和文艺界的青年才俊，包括他早年的恋人钢琴家让 · 巴拉凯，与他长年暧昧的著名思想家罗兰 · 巴特，以及后来与他共度了 25 年时光的爱人丹尼尔 · 德费尔。

福柯在 70 年代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做访问学者，在当地享受到了曾经让他感到压抑的同性恋生活。

在接受洛杉矶 “同性恋” 报纸《先驱者》的采访时，他说：“性是我们的行为和自由的一部分…… 性并非必然性，它是创造生活的可能性。我们仅仅肯定同性恋是不够的，还要创立一种同性恋的生活方式。”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对于权力对同性恋的规训，福柯是多么感同身受，又是多么希望唤起人们对这种规训的反抗。

到这里，我通过监狱和性这两个典型的例子介绍了福柯对 “权力” 的分析。

我们看到，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充满了后现代的精神。关于权力的本质，他始终拒绝给出统一的理论，因为他怀疑现代性的普遍主义。

在他看来，权力不是简单的至上而下、按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模式形成的。相反，权力关系经常是一场无意识的群体合谋，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展现，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。

在这一讲最后，我想引用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的一句有趣的话作为结束。柏拉图曾经说：“身体是灵魂的监狱。” 福柯却把这句话反了过来，说 “

灵魂是身体的监狱

”。

这句话乍一听有点违背直觉。柏拉图和我们都认为，灵魂是自由的，身体束缚了灵魂。然而在福柯看来，我们灵魂中的种种观念、看法、认知都是被权力和知识塑造过的，它们进而驾驭、改造、驯服了我们的身体。

一个人如果被困在身体当中，尚有可能通过灵魂中的思想和意识得救。然而，如果一个人被幽禁在日夜受到管束和监视的灵魂之中，他的解放之路会更加无望。

3. 这不是一只烟斗？

前面两讲，我们了解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他对权力的分析。这一讲，我们说说福柯关于绘画的讨论，看看他是如何以艺术分析为武器，颠覆现代性的叙事的。

我们知道，文艺复兴之后，画家能够利用现代科学提供的透视法更加精确地描绘世界、描绘人，改变了中世纪圣像画那种以神为中心的、非常平面化的技法。与此同时，画家对人体的精确描摹又反过来促进了生物学、医学和解剖学的发展。于是，传统上大家认为，艺术和科学是同一条启蒙大道上的盟友，印证了人类理性的进步。

但是福柯坚决反对用绘画的历史来佐证人类的进步。福柯在著作中讨论过大量绘画，但是从来不做传统艺术史里那种整体性的判断，而是认真审视每一幅作品，把它们当作一个个活生生的存在，看到艺术家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独特的思考，看到这些作品独特的价值。

福柯认为，这样的观看不仅给我们带来审美的愉悦，还能让我们获得自我的解放和突破。因为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，都不是根据一套既定的流程批量 “生产” 出来的，而是由艺术家 “创造” 出来的，是独一无二的。

我们对待人生，也应该抱着艺术家 “创造” 艺术品一样的态度，不是把自己打造成理性的、标准的人，而是不断做出突破自我的选择，把生命当作一场进行创造的游戏，活出独一无二的人生。

接下来，我就选取人们公认福柯分析得非常精彩的两幅名画，从艺术的角度带你了解福柯后现代思想中的两个主题：“挑战主客二分” 和 “颠覆结构秩序”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艺术作品给我们人生带来的启示。

《宫娥》

我们要讨论的第一幅画是 17 世纪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的作品——《宫娥》。这幅画和达 · 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、伦勃朗的《夜巡》并列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三幅画，毕加索就曾经被它深深吸引，模仿了好几十幅自己的《宫娥》。

这幅画中的人物十分丰富。粗看起来，这幅画的视觉中心是画面中间的小女孩，那是五岁的公主玛格丽特 · 特蕾莎。在小公主左右两侧，分别是两位侍女。画面最前方有一条猎犬、两个侏儒，在公主侧后方是一个修女和一个护卫，最后面的门口还有一个侍卫，站在楼梯上掀起了门帘。另外，画面左侧有个人手持调色盘，对着一个很大的画布，他就是画家委拉斯凯兹本人。如果仔细看，还会发现墙上有一面镜子，镜子里映射出来的、稍显模糊的人像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和王后玛丽安娜。总之，这幅画上一共有 11 位造型、风格迥异的人物。

如果看到这幅画，我猜你的第一印象应该是 “画得很像”“画得很生动”。确实，这幅画和传统皇家肖像画那种静止、呆板、摆拍的风格截然不同，像是用相机拍下了一个充满动感的瞬间。在 17 世纪，这样的绘画技法非常具有革命性，这也是这幅画特别有名的重要原因。

但是如果只看到这一步，那就不是福柯了。

福柯还从这幅画里看到了更深刻的哲学内涵和后现代元素。他认为，这幅画挑战了 “主客二分” 的思维模式，创造了一种不同的观赏体验。

主客二分，可以说是我们最日常的思维模式。我们是主体、是认识者，外部事物是客体、是被认识者，我们要尽量忠实地认识外部事物。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，也是现代科学主义典型的认知模式，前面提到的用透视法如实描绘看到的世界，就是这种科学主义在绘画中的体现。

通常人们观看画作时，这种主客二分的关系非常清晰。看画者从主体的角度出发，检查、审视、品鉴画作；而画面上的内容作为被观赏的客体，被主体检查、审视和品鉴。换句话说，画家画出来的内容都是给站在画面之外的观画者看的。

然而福柯认为，《宫娥》用两种方式消解了传统的主客二分关系。

首先，这幅画中的主体视角带有一种反转的效果。

如果你只是粗略地看这幅画，把它当作一幅宫廷画来看，那你就是看画的主体，画中的人物是被看的客体，你们之间就是传统的主客关系。

但是如果你注意到画中那面镜子，注意到镜子里反射出来的国王和王后，就会意识到，你看画的位置恰恰就是画这幅画时国王和王后所处的位置，而且画板就在你的身旁，画家就站在你的对面打量着你。这就让你感到，自己好像被包括在画中，成为了画的一部分。这样一来，原来清晰的主客二分就被打破了，看画者、画家、被画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交互关系。

说《宫娥》消解主客二分的另一个原因是，这幅画的构图非常巧妙。

乍一看，小公主玛格丽特位于画面的中心。但仔细看就会发现，这幅画的几何中心和透视中心其实是那个面目不清、站在远处的侍卫。而如果你注意到镜子里映射出来的国王和王后，又会认识到，虽然他们在画面之外，但他俩才是整个场景的中心。如果再换一个角度，我们还可以认为，所有这些图像的创造者都是画家，因此画中出现的画家才应该是中心。

在所有这些要素中，我们无法判定哪个才是这幅画的 “主题”，是那个等待着我们去认识的 “客体”。福柯甚至说，这幅画的中心实际是一个 “虚空”。

这幅画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重点在哪里，或者我们应该如何安放自己的目光。面对这幅画，既没有确定无疑的客体，也没有稳定聚焦的主体，随着我们转换视角，画作的重点随之转化。主观视角和客观对象无法二分，必须不断相互作用，才能完成对这幅画的观赏。

在福柯的笔下，连 17 世纪的绘画都可以表现出后现代的元素。这也说明，“后现代”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，而是一种认识的方式。

《这不是一只烟斗》

看完了 17 世纪的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，我们再把目光转向 20 世纪，看看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热内 · 马格利特。

马格利特有着很强的哲学头脑，他往往能通过奇特的想象把本来没有关联的事物、细节重组，产生带有怪诞感的作品。他的名画《情人》和《人之子》，估计你一定在某些场合见过。

这里，我要重点讲的是马格利特的另一幅画，叫《这不是一只烟斗》。

这幅画你大概也见过。在画面的中间，马格利特用最写实的方式仔细地画了一只圆润光滑的木质烟斗，标准得就像字典里给 “烟斗” 这个词的配图一样。然后，他又一笔一画、端端正正的在下方用法语写了一行字：“这不是一只烟斗”（Ceci n’est pas une pipe）。就是这行字，给看画者带来了巨大的困惑。

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到诧异，这不是一只烟斗，难道是一只熊猫吗？诧异之后，你可能会尝试理解这幅画的意思。“这不是一只烟斗”这句话里的 “这” 指的是什么呢？是这句话上面的图案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这句话确实是有意义的：这是一个烟斗的图案，而不是烟斗本身。当然，“这”也可能指这句话本身，这也是合理的，毕竟一句话不同于一只烟斗。还有，“这”也可能指整幅作品，它也确实不同于一只烟斗。

那么，马格利特到底想通过这幅画传递什么思想呢？马格利特从来没有给出过 “官方” 解释。

而在福柯看来，这幅画挑战了现代哲学中事物和符号之间的秩序。

现代哲学认为，语言、绘画这些符号是用来描绘和把握对象的。但在福柯看来，这种对于符号的理解，背后其实是一种基于权力的结构秩序：

语言总是要服从它表征的对象，图画总是要描绘所画的东西，这是一种单向的权力关系。被表征、被描绘的对象总是高高在上，而符号要尽可能准确清晰地去表征和描绘它的对象。比如说 “烟斗” 这个词或者画出的一个烟斗的形象，都是为了表征烟斗这个事物，两种符号都要服从烟斗这个对象。

福柯认为，马格利特的这幅画挑战了这种事物和符号之间的权力关系，展现了符号与事物之间分离和断裂的可能。

刚才说了，一幅画上的烟斗形象、一个句子中的 “烟斗” 这个词，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含义和指代，符号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前者对后者的单纯模仿和服从。相反，符号是人创造出来的，一旦被创造出来，就有了自己运行的逻辑，获得了独立于对象的自由，甚至拥有了反思、否定和重塑世界的力量。

就像我们在第 6 讲里提到的，当 “精神病理学” 成为一个术语、一个符号，它所做的绝不仅仅是反映某些确定的对象，而是具有了改变世界、改变很多人的人生的力量。

通过对马格利特的画的分析，福柯告诉我们：不要试图寻找关于世界的客观描绘，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。每一次我们试图描述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，其实都是一个创造的机会，创造出对于这个世界新的描述、新的解释。

这让我们回到了前面提到的，

福柯认为艺术可以给人生带来的启示：我们活着，就要不断检验和拒绝既有的规则，突破固有的自我，尝试超越现实，把生命当作一种创造性的游戏，活出独具一格的美感。

这一讲最后，我想引用福柯在《词与物》里的一句话作为结束。他说：“我想，没有必要确切地知道我究竟是谁。对于生命和工作来说，最重要的是，它们有可能使你变成与原初的你有差异的人。”

福柯通过对艺术的分析，鼓励我们不断突破自己，不是为了寻求那个 “正确的自己”，而是为了自由地、勇敢地创造一个 “独特的自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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